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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只有七顆嗎?五千多年前的河洛古國先民:我們覺得有九顆!

2021-04-10  浩然文史

登封觀星臺

如果有人跟你說“北斗九星”,你會有什么反應?你肯定會說:為啥是北斗九星,應該是北斗七星吧?這是不是忽悠人的民科?然而,在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滎陽青臺遺址,考古學家們卻都發現了距今5300年前后“河洛古國”北斗九星圖。這似乎違背了常識,畢竟自古以來,就是北斗七星呀!但果真如此嗎?一起走近河洛鎮雙槐樹村的考古工地現場,看看五千多年前的先民眼中的星空吧!

一、雙槐樹:伊洛河東,古國問世

今年2月25日,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結果定了,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便是入圍的20個項目之一。遺址年代距今5000年前后,位于河洛鎮雙槐樹村,黃河之南,伊洛河之東,可謂“居天下之中”,甚至被專家稱為“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究竟是怎樣的發現,使它如此重要?

雙槐樹遺址航片

試想一下,五千多年前那個英雄逐鹿的年代,在中原核心地帶,一處面積達117萬㎡的“巨無霸”聚落坐落在河洛之間,外有三重環壕,最內部的區域,是高高的圍墻,里面有夯土筑成的精致生活區,有孕育著神秘力量的祭祀臺,有大陶罐排列組合的九星天象臺基……聚落不遠處,有滎陽汪溝、青臺,鄭州黃崗寺等中小型聚落遙相拱衛,透過那一抔抔黃土之下的廢墟,我們隱約間看到了一個古國的背影。

二、發掘:普通的陶罐,還是遙遠的北斗?

初次見到“北斗九星圖”的朋友,總會不僅疑惑“九星”,更會懷疑幾個埋在土里的陶罐,為啥在考古人手里,就變成了北斗星圖?這不得不佩服發掘領隊顧萬發老師敏銳的眼力:首先,這些構成星圖的陶罐是在整個遺址的核心區——內壕圍墻內權貴居住區最大的一處房址前發現的。高墻巍巍,廣廈之下,門廊堂前,為何要特意擺放9個陶罐呢?這似乎隱藏著古人的思想;其次,這些陶罐位于同一個平面上,是同時被特意擺放的,在其上端,還有一頭首向南的完整麋鹿骨架,聯想到它們的相對位置,這些遺跡現象絕非偶然;距遺址不遠的青臺遺址,也發現同時期“北斗九星圖”和寰丘形天壇遺跡,而北斗九星標志物的大小與天體實際亮度基本一致。

青臺遺址北斗九星圖

而麋鹿所在的位置,更是匪夷所思:如果九個陶罐連成了北斗九星圖的話,那么,麋鹿所在的位置,就正是被視為天之中心的北極。年代早于雙槐樹河洛古國,距今6000年前后的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有三組蚌圖,其中一組為龍虎合體一軀,虎背上便有一鹿。可見,當時麋鹿并不被視為尋常的動物,而是和神秘的龍、威武的虎并列的靈獸。而張光直先生更是將龍虎鹿組合解釋為后世道教傳說的“三蹻”。所謂“三蹻”,可以簡單理解為巫覡[xí]通達天地的溝通橋梁。這樣,雙槐樹北斗九星是一片星空,在星空的中心,是麋鹿靈獸,古國的巫覡是否會駕馭神鹿,“飛步入青冥”?道教“三蹻”傳說是否并非向壁虛構,而有上古神話作為依托?這一切都是待解的謎題。

濮陽西水坡蚌塑

擺成北斗九星位置的陶罐,代表著什么?背后有什么樣的文化背景,這是一種信仰嗎?為何在古國的先民們不是擺放成七星,而是九星?當時天文觀測的水平究竟如何?一連串圍繞著“陶罐”的問題,使原本就要揭開的古國面紗突然之間又晦暗朦朧了。

三、“輔”“弼”何處去?九星化七星

北斗七星,口耳相傳千百年,人們早已忘卻了北斗九星的原義。因此,雙槐樹發現的九星圖遺跡,可謂歲月流沙中吉光片羽。那么,被人們遺忘的那兩顆星是什么?它們又為何被遺忘?

晚唐徐鉉《步虛詞》中有“整服乘三素,旋綱躡九星”,七星中所無的兩星,見于《黃老經》:“第八洞明星,則輔星之魂精陽明也;第九隱元星,則弼星之魂空靈也。”據民間傳說,凡見到左輔右弼者,都是上上之相,命理極佳。但較科學的解釋是,這兩顆星本為暗星,后來越來越暗淡,直至隱去,再難觀測到。

那么,問題又來了——既然已經說這兩顆星為暗星,為何河洛古國之先民可觀測到,并通過布置陶罐的方式把星象記錄了下來?是其目力極佳,還是命理極佳?這可能與一次5000多年前的超新星爆發有關。超新星在古代稱為景星,《河圖》中有:“黃帝治,景星見于北斗也”,這僅僅是傳說和巧合嗎?有待進一步研究。

北斗七星與銀河

四、觀象授時:北斗九星下的政治與文化

星象在古時候,可能與我們固有的印象不同。對天象的觀測,對農業社會生產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鹖冠子·環流篇》中有:“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可見,“北斗”不僅在今天為我們提供定位系統,古時候還幫助我們的祖先指導農時。我們今天看來,觀測天象來判斷四季似乎有些多此一舉。但我們的祖先,卻需要經歷一個艱難的認知突破:從沖破原始動物狀態,到獲得時間空間的感知,并逐漸建立一套歷法系統。當我們從長時段的視角審視人類發展史時,會發現文明的進程是呈加速度的,我們的祖先,從第一顆谷物的馴化,到夏小正的歷法確立,期間可能經歷了上萬年之久。

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在河洛古國,這種“觀象授時”的力量可能是具有神性的,在河洛古國中為統治階層掌握。因此,北斗九星遺址,并不只代表天文,更代表著一種與天神溝通,德化萬民的政治取向。如馮時先生所言,天文學,是統治的一種“工具”。

陶寺觀象臺

5000多年前,同樣是面對著超出自己認知范圍的事物,曇花一現的良渚將美玉獻與神明,而雙槐樹卻觀天象而盡心力于人事,這是兩種不同的文明發展模式。河洛古國的觀星者,窺探到了天的秘密,只是用樸素的陶罐擺放成一個星圖,放在自己門前,時刻提醒著為民觀象,不誤農時,這就是李伯謙先生所言“中原文明發展模式”:有向心力,重視民生、農桑,不過分地將創造的社會財富貢獻給神靈,而是更多地投入社會再生產。這可能也正是2800多年以后,孔子所追求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直到孔子去后2500年后的今天,我們有幸依然延續著這種信仰,5300多年前河洛古國仰望北極的祖先或許會為自己政治理想的實現而欣慰吧。

文史君說:

雙槐樹遺址或許會如報道所言:“或顛覆中原中心地位為夏代開始”,而北斗九星遺址真偽目前部分公眾仍難以接受,可謂尚存有爭議。但正是雙槐樹發掘領隊顧萬發先生細致的發掘與嚴謹的態度,才使得這樣一處學術意義重大的遺跡現象得以面向大眾。讓我們期待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吧。

參考資料:

范毓周:《河南鞏義雙槐樹“河洛古國”遺址淺談》,《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

馮時:《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1月。

張光直:《濮陽三蹻與中國古代美術上的人獸母題》,《文物》,1988年第11期。

(作者:浩然文史·駑鈍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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